法庭在审定案件时，通常需要目击证人的帮助。可是，当目击证人在法庭上宣誓“我说的是真话，这是我亲眼所见”时，他们所说的肯定就是事实真相吗？在20世纪末的美国，DNA检测的普及解救了100多个被判刑但事实上无罪的人，其中有四分之三是目击者错误指认的牺牲品。还有一个分析估计，美国每年有7500个案件是错判的，而其中又有4500个是由于目击者的错误指认造成的。
不是“眼见为实”吗？为什么目击证人会出现错认呢？这是一个关于记忆的难题。心理学家巴特利特说：“记忆并非是无数僵化的、无生机的、散碎的痕迹的再次兴奋，而是一个富于想象的重构或建构过程。”也就是说，回忆并非是还原，而是一次重建。正因为有可塑性，所以记忆无时无刻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。
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·洛夫特斯做了一个实验：若抢劫者手里带的不是武器，有49%的受试者能够正确指认罪犯；但如果抢劫者携带武器，仅33%的受试者能够指认出来，因为他们眼睛的焦点在武器上停留的时间更多。具体来说，一方面，人们对不协调和伤害性的物体关注更多，因此记得的其他细节相对减弱；另一方面，目击者在看见武器后会产生极大的恐惧感和压力，许多人误以为此种情况会强化记忆，不过事实上是强化了恐惧感。也许目击者会说：“就是他干的，我永远也无法忘记这张脸……”但是，特定的场景在大脑中不断重演，错误的细节也随之一起出现，由此导致记忆发生扭曲。
暗示性的问题也会影响目击证人对事件的回忆。洛夫特斯曾做过这方面的实验，她让参与者看完一段车祸录像后，向其中一半人提了个有误导的问题：你看见那些小孩登上了校车吗？事实上，影片中根本没有校车。但一周后，当她向所有人提问“有没有看见一部校车”时，被问过误导性问题的人里说看见校车的比例比未问到的人高了3～4倍。因此，如果问句中出现容易引导的字句，会在潜移默化中干扰对真实记忆的搜寻。
假设你是车祸的目击证人或者当事人，你能确保自己的记忆正确无误吗
有时证人的记忆比较模糊，表现为刚开始指认罪犯时比较犹豫，但经过多次问询后，证人会变得很确信。这不禁让人怀疑，是否在问询过程中，警察对证人的反馈干扰了他们的记忆。美国心理学家韦尔斯和布拉德菲尔德在20世纪末对此展开了研究。他们给一群大学生观看录像：一名男子进入商店，杀了保安。之后让学生们看嫌疑人的照片，并在他们指认完之后，或给予肯定的反馈：“很好，我们也怀疑这家伙。”或给予否定的反馈：“事实上，我们不太认为是他干的。”或没有反馈。接下来，学生们在被问到有多大把握确认录像中的凶手就是照片上的人时，实验结果出人意料。接到肯定反馈后，半数以上的同学确信指认出的就是凶手；没有反馈时，有14%确信，而接到否定反馈后仅有5%的人确信。而且，当被问及提问人员的反馈是否影响了回答时，自信的“证人”否认了。受这些研究结果的启发，司法界对警察询问证人时的态度和措词有了更严格的要求，因为不恰当的问询可能影响最终的结果。（何灵杰 张白冰 张穆君）
【微博士】虚假的童年创伤
在精神分析和催眠兴起的20世纪，曾有不少人在催眠师或精神分析师的引导下回忆起童年受虐的经历，有些回忆甚至很生动，细节都很清楚。但实际上，有一部分人的回忆是错误的，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。心理不健康者在“成年后的挫折失败都来源于童年阴影”理论的暗示下，为了慰藉自己，不自觉地挖掘过去的一些创伤，甚至虚构出被虐的情节。心理学家乌尔里克·奈瑟尔认为：“的确有儿童被虐待，也有痛苦记忆被潜意识压抑的情况。但也有很多是信口开河的虚假记忆。即使人们对自己的记忆绝对自信，但在生动的暗示下，记忆会按催眠师或精神分析师的强烈指示，进行塑造或修改。而一旦记忆以这样的方式被改造，再想改变将会十分困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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